在宁波这座城市的历史坐标上，1984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。

如果一座城市的生长和树木一样也有年轮，对宁波来说，这一年的时间刻痕则会显得特别深邃。

1984年5月，宁波被国家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，这座默默无闻的江南小城，几乎在一夜之间，站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。

这是继创办经济特区后，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，宁波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。

（宁波城市景象）

1984年8月1日，邓小平提出：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。”

这一高瞻远瞩的伟大号召，不仅让宁波成为世人瞩目的城市，也让“宁波帮”的名字享誉寰宇。由此，宁波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那么，让一代伟人心心念念的“宁波帮“，到底有什么来头？

穿香港式服装的宁波人

1949年5月，毛泽东致电粟裕、张震时明确指示“在占领绍兴、宁波等处时，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资产，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。”从这里看出，毛泽东所指的宁波帮是很明确以宁波商帮为主的商业群体。

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五卷

《占领吴淞、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》）

1983年的春节，邓小平视察江、浙、沪，来到杭州过年。小平同志说：“我在公园里遇到几位宁波人，他们的服装是香港式的。”有人说，也许正是这几位穿香港式衣服的宁波人，和这一路的谈话，加深了邓小平对宁波的印象，也就有了后面的故事。

（80年代的宁波）

1984年8月1日，北戴河。这是一段已经被岁月铭刻了的历史。当时，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的工作汇报后说：“宁波的事情好办点，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，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、董浩云都是宁波人。”

（包玉刚）

诚如邓小平所言，在当时的香港十大富豪中，宁波帮占有3席，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，宁波帮占了2位。

最后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要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，建设宁波。”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的宁波人，自此，这座城市便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。

1984年，包玉刚首倡创办宁波大学，邓小平亲笔题写校名，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港资兴建的大学。从包玉刚、邵逸夫，到赵安中、曹光彪、李达三、魏绍相……越来越多的宁波帮人士，慷慨解囊，捐资助学，宁波帮的家国情怀在这所校园得以展现与传承。

（1986年11月26日，宁波大学首届开学典礼）

事实证明，小平同志关于宁波帮和宁波发展的一系列指示，对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，具有极大的价值和历史意义。仅在小平指示发表的一年中，就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10批、2400多位客商，来宁波参观访问、洽谈业务，签订上百件协议，总投资额2亿元，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由“宁波帮”牵线搭桥的；除投资外，一年中收到的捐助达139项，折合人民币5781万元。

有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，宁波这座刚刚走向对外开放的城市便以“宁波帮”为平台迅速地走向世界。

香港回归历程中的宁波帮

众所周知，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归27周年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香港能在1997年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，“宁波帮”人士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（1997年香港回归）

1981年，包玉刚来到了唐宁街10号，拜访撒切尔夫人，并为她带来了一份神秘的礼物——一根跳绳。

这份别出心裁的礼物，让撒切尔夫人完全放下了客套。此时，包玉刚又送出了第二件礼物。他在英国订了两艘船，又诚挚地提出，希望撒切尔夫人能够参加这艘船的剪彩仪式，以非官方的形式走近中国，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。这也促成了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来到中国，成为中英谈判的破冰之旅。

（在包玉刚的邀请下，撒切尔夫人到上海参加“世谊号”下水礼。）

1982年9月22日，撒切尔夫人率代表团访问北京，由此拉开香港问题正式谈判序幕。在迎宾人群中，包玉刚是唯一一位民间人士。这位“世界船王”作为受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香港人士、撒切尔夫人的“座上宾”，他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“协助中英双方领导人，商讨香港前途问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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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82年9月，包玉刚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香港总督府合影。）

9月24日，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历史性会面，会谈整整延长了50分钟。最后中英双方发表公报，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。当天下午，邓小平会见包玉刚，告知中方立场，希望他在合适时机将信息传递给英方。

几天后，包玉刚回到香港，与正在访港的撒切尔夫人再次密谈。并重申，中方对于收回香港的意愿是坚定不移的。当时，64岁的包玉刚，更像是一位没有任命的“中国大使”。

1984年12月19日，经历长达两年、马拉松式22轮谈判后，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。包玉刚作为嘉宾应邀出席，成为这一历史时刻见证人。

（1984年12月19日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。）

第二天，邓小平设家宴款待包玉刚，充分肯定了他在这场世纪谈判中的特殊作用，媒体盛赞包玉刚为 “民间大使”。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·豪称他为非官部长、中英关系的润滑剂。

除此之外，在香港回归中，“宁波帮”代表人物王宽诚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谈话，表达香港与祖国难以分割的道理，还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委会副主任，以他的深刻见解和个人声望，对香港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（王宽诚）

同时，王宽诚与安子介、董建华、邬维镛等“宁波帮”人士参加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，史久镛全程参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，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，奋力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。

（1985年，王宽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。）

1997年7月，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，成为“一国两制”在港实践的首位执行者。他的父亲，就是邓小平口中的"世界船王"董浩云。

今天看来，“宁波帮”这个称谓很有深意：“宁波”两个字是地域，也是故土。无论走得多远，宁波始终是他们的根。“帮”字，既是名字，也是动词，既是乡谊组织，也将亲邻相帮、同乡扶持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宁波帮，帮宁波，兴祖国。一代代“返航”的宁波帮，与时代同行，与祖国的发展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。正如“红色资本家”卢绪章在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说：“加快宁波开放，促进宁波繁荣，是我余生最大愿望！”而这，也是千千万万海内外宁波帮人士共同的夙愿。

衣钵相传，薪火再续。今天，属于“宁波帮”的传奇还在继续书写。